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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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日益成熟，人们对它的定位也在不断演进，究竟是要打造一个能为驾驶者提供更佳体验的“智能副驾”，还是完全替代人类驾驶员，让汽车在任何道路环境下独立行驶？在这场看似简单的“增强人”与“替代人”之争中，其实折射出自动驾驶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演进、市场需求与社会伦理等。要深入理解这一话题，我们需要从自动驾驶的技术路径谈起，逐步剖析它在不同阶段的目标与挑战，再回到“增强”与“替代”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上，才能找到平衡点。
最初期的自动驾驶技术，更多地被称为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简称ADAS）。在这一阶段，汽车还是由人类驾驶员主导，系统的定位是及时监测环境、辅助判断并在必要时给予警示或干预。例如前向碰撞预警系统（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和自动紧急制动（Automatic Emergency Braking）通过毫米波雷达或摄像头检测前方障碍物，当判断存在碰撞风险时，为驾驶员发出警示，甚至自动施加制动；车道偏离预警（Lane Departure Warning）与车道保持辅助（Lane Keeping Assist）系统则在车辆无意偏离车道时进行纠正。此时的技术核心在于传感器的精度与算法的可靠性，即要能够及时、准确地感知周围静态与动态目标，还要在毫秒级时间内做出决策，确保干预既果断又平滑，不给驾驶员带来突兀的操作体验。这个阶段的自动驾驶，显然是“增强人”思路的典型代表——它把人类放在主导地位，在安全与便利性方面为人类提供助力，却不剥夺人类的驾驶权。
随着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平台的进步，第二阶段的自动驾驶进入了部分自动化与有条件自动化领域，也就是SAE定义的L2级别。在L2级别，系统可同时控制转向与加减速。驾驶员可以在高速公路等相对简单的场景中，将手放开方向盘，但仍需随时准备接管。从系统设计角度来看，这个阶段需要更加复杂的环境感知与路径规划算法，尤其是要解决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问题，让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超声波传感器互为补充，才能减少误检与漏检。同时，还要具备对道路标志、信号灯及前车动态等元素的精确理解，以及对驾驶员是否专注的监测功能。可以说，这一阶段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警示与干预”，而是部分执行驾驶任务；但在紧急情况或算法判断失误时，驾驶权仍会回归到人类驾驶员手中，因此它仍然延续了“增强人”的理念——把决策权仍然交给人，但用更智能的方式分担繁重且枯燥的驾驶工作。
当技术再进一步，自动驾驶进入L3（部分自动化）、L4（高度自动化）与L5（完全自动化）阶段时，系统将有能力在特定区域（L4）或任何道路环境（L5）中独立完成感知、规划与执行等全过程，此时自动驾驶系统理论上可彻底替代人类驾驶员。为达到这一要求，自动驾驶平台需要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的传感器衰减；突发道路施工场景的异状识别；行人、自行车等弱势交通参与者的不可预知动作；甚至是网络安全与车载系统的实时信息更新等，都是不得不考虑的场景。其技术难度在于如何使整个软硬件系统在边缘计算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神经网络推理、精准定位与高效决策，还要保证在极端情况下的“可控失效”与多重冗余备份。若能成功，这一阶段的自动驾驶显然是“替代人”的最佳体现，它不再需要人承担判断与操作，汽车将变成一个真正的移动智能体。
但从市场与社会接受度来看，直接跨越到“替代人”的愿景并不现实。从法律与责任角度考虑，谁来为自动驾驶系统的失误负责？现有交通法规和保险框架尚未完善，难以为完全无人驾驶提供合规保障。从用户心理出发，乘客或车主对自主控制系统并非百分百信任，特别是在复杂城市路况中，更倾向于保留“人+机”共同决策的安全冗余。因此，即使技术上具备了L3/L4能力，商业化推广也会结合区域限制、场景限制等方式，逐步放开“无人监控”的边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强人”与“替代人”的争论更多呈现为一种渐进式的折中，自动驾驶系统在可控场景中实现高度自动化，但仍保留人工接管机制；在更复杂或法律尚不明晰的区域，则继续以底层辅助为主。比如在封闭园区、特定城市示范区等环境中，L4级别的自动驾驶班车或配送车已经开始试运营；而在公开道路上，具备部分自动化能力的车型，仍需驾驶员全程监控，且对接管时机与方式制定了严格规范。
从技术研发角度出发，“增强”与“替代”之间并非对立，而是一条由浅入深的连贯路径。早期研发重心偏向于提升单一场景下的辅助功能，逐步积累数据与算法经验；中期则着重于跨传感器数据融合与场景理解，构建可迁移的自动驾驶框架；后期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端到端学习、决策可解释性与软硬件一体化协同上。这个过程中，数据标注、仿真测试、道路测试三大环节共同支撑着系统的迭代与优化，也让从“增强”到“替代”的转换变得可量化且可控。
“增强人”并非纯粹的妥协策略，它有其独特价值。通过让驾驶员与系统形成协同效应，既可降低意外发生率，又能满足公众对安全感与可控性的需求。在这一模式下，驾驶员从繁复的操控中解放出来，可以更专注于环境监控或处理紧急状况，同时系统承担重复性高、计算密集的感知与决策任务，二者优势互补。此外，“增强”路径有助于技术平稳过渡，厂商可在现有车型上逐步推出新功能，不需要一次性投入高昂的全自动化硬件；监管部门也能在逐步摸索中完善法规，降低社会成本。
当然，“替代人”的终极愿景同样不可或缺，只有在真正实现全场景、全天候的无人驾驶之后，才能彻底改变出行方式，解放道路空间，实现运输效率与能源利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交通拥堵、物流配送、公共出行等场景中，无人驾驶车队可通过中央调度与车与车之间的协同，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在极端环境或远程地区，无人驾驶车辆可接近人类驾驶无法企及的边界，提供更广泛的服务。长远来看，这一目标关系到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乃至未来社会形态的重构，因此从技术、商业与政策层面“替代人”都是最终目标。
自动驾驶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增强人”和“替代人”两种思路中不断切换与融合。从ADAS到部分自动化，再到高度与完全自动化的技术跃迁，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不同的市场需求与社会期待。对“增强人”的聚焦，让技术更快进入公众生活，积累了宝贵的安全数据与用户认知；而对“替代人”的追求，则指引着行业不断突破技术边界，探索未来出行的新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或许会看到一种混合态，在特定场景下无人物流与出行普及，而在更多开放环境中，人机协同依旧是主要方式。这条从“增强”到“替代”的技术路径，不仅是自动驾驶技术自身的发展脉络，也是人类在拥抱智能时代时，对安全、效率与掌控欲之间平衡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