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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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当商务部宣布对超过300Wh/kg锂电池及正负极材料、中后段设备实施出口管制时，全球资本市场的最初反应显得克制。
在经历了数年的贸易争端后，市场似乎已将此事件归类为又一轮熟悉的“贸易摩擦”叙事，并为其定价。
此类解读或忽视了新规的机制核心。此次管制的关键，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引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政审核流程——最高长达45个工作日的审批窗口。
对于高度依赖“准时制”交付的全球供应链而言，45天的潜在延迟，其影响是双向且显著的：
1，对于买方，是交付风险。它威胁到生产线的连续性，迫使采购需要为“交付确定性”支付溢价，或启动替代供应方案。
2，对于卖方，是回款压力。在锂电这个资本密集、扩产周期长的行业，45天的出口延迟意味着收入确认和现金流回款的同步滞后。
在行业本已处于去库存和价格战的周期中，运营资本的挤压，对企业的财务健康构成了考验。
因此，该举措在短期内的直接影响，是一种流程摩擦和财务压力测试：
重塑的是全球新能源供应链的成本曲线，亦将影响海外电池产能的项目融资模型和建设时间表，成为一种更为隐蔽的手段。
结合政策演进来看，此次锂电新规，也是在2023年末至2024年对天然石墨实施管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强化和深化。它首次将关键的人造石墨纳入其中。
而这一演变表明，政策制定者正致力于主导整个负极材料供应链——从上游的天然石墨开采到高附加值的人造石墨制造，以形成全面的控制力。
背后也反映出战略思维的日趋成熟，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关键材料控制架构。
相较于关税，其施加的是一种可计算的“价格”成本，而管制本质上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
平行的棋局：稀土与锂电
要理解这一政策的深远分量，则需将其置于一个更宏观的坐标系中进行观察。市场关注的，是它与稀土管制在模式上的相似与差异。
中国的稀土行业，已被处于“更为严谨、更系统性的管控”之下。
它不仅涉及出口环节，贯穿了从开采、分离到加工的全产业链，并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资源和技术保护的高度。
此外，系统性”是建立在一个成熟且强大的法律架构之上的。管制措施不仅基于商品本身，还引入了“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审查，并明确了域外管辖权。
61号公告要求，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如果包含源自中国的稀土材料（价值占比超过0.1%的最低减让标准）或使用中国的技术制造，其再出口也需获得商务部的许可。
它还通过合规通知函规定，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信息收集机制，迫使全球企业为了合规，必须详细说明并报告其供应链的构成和流向。
以上或迫使全球企业做出“合规生态系统”的选择。
例如，一家韩国或日本的零部件制造商，如果在其产品中使用了源自中国的稀土，并同时向美国和欧洲市场销售，那么它现在将同时受到中美两国域外法规的约束。
一旦这些监管制度发生直接冲突，该公司将陷入两难的境地。这将迫使跨国公司不仅在物理上（中国与非中国）进行供应链分叉，还必须在法律和数字层面进行分割。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此次管制带来的关键不确定性：
目前施加于锂电的45天审核，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摩擦工具，还是未来管控逐步升级、最终延伸到稀土级别系统性管制的第一步？
市场现在需要开始为这种不确定性定价，而行业内部星源做出反应。
例如，容百科技在随后的回应中指出，此举将导致“海外产能稀缺性将上升”。
这或许揭示了博弈的一个走向：全球竞争的壁垒，正在从“成本”和“规模”，转向“地缘政治上安全的产能”。
而这场供应链压力测试在当下的影响之所以值得长期关注，是因为它与人工智能带来的物理需求增长同时发生。
当AI进入“物理化拐点”
当供应链面临地缘政治考验时，全球需求的发动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动。这台发动机，就是人工智能。
如果说过去两年AI主要依靠大型语言模型的突破来讲述“算法”和“效率”的颠覆性故事，那么未来几年，它必须依靠芯片、电网、数据中心等硬件设施来兑现承诺。
AI正在进入其第三轮叙事浪潮，其定义不再仅仅是算法，而是以包含算力芯片堆砌、数据中心开荒、电网升级在内的有形资本开支来展开的。
Capex浪潮的规模是空前的。仅仅是在AIDC领域，英伟达CEO黄仁勋预测，全球相关年度支出将从2025财年的约6000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3万亿至4万亿美元。
麦肯锡的测算也指向了类似的量级：到2030年，全球为满足算力需求，预计将投入约6.7万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资，其中面向AI工作负载的部分就将超过5万亿美元。
而这股投资热潮的影响力已超出科技行业本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报告中指出，当前美国经济之所以能顶住下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波AI投资热潮所支撑的。
全球最大资本市场本身与AI深度绑定。当前美股市场出现了高度集中的现象，41家AI相关企业占据了标普500指数近一半的市值，并贡献了七成的涨幅。
这种集中度引发了市场对于“非理性繁荣”的讨论，并将其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历史进行对比。
而锂电是AI物理化的关键一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AIDC成为庞大的电力消耗单位。
为保证高密度算力集群的不间断运行，储能正从过去的可选项（主要用于UPS短时备份），转变为必需品（用于更长时间的削峰填谷和保障运行）。
宁德时代在其港股招股书中预测，数据中心储能市场的出货量预计将从2024年的10GWh高速增长至2030年的300GWh，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6.3%。
最新财报电话会中该公司再次指出，数据中心储能配套形式包括内部备电（正从铅酸向锂电池转换，占比小）、光储结合为主电源提供长时间稳定清洁能源输出（容量更大，如中东项目），还有光加风加储结合、连接电网等形式。
未来数据中心储能配套方式越来越多，主路电源应用也会越来越多。
以上都为AI驱动的需求故事提供了坚实的量化支撑。
而AI需求，正为锂电池创造一个独立于电动汽车市场周期（高渗透率后正经历结构性放缓）的、新的刚性需求曲线，也是锂电材料和设备企业未来增长空间的底层支撑之一。
但在这片繁荣之下，一个巨大的金融风险正在积聚。科技巨头们对Capex的狂热投入，正日益依赖债务融资。
这引出了资本市场的核心担忧：如此庞大的、由债务加码的资本开支，何时能转化为可观的收入和利润？这种围绕投资回报周期的巨大不确定性，开启了“AI泡沫”的叙事。
AI泡沫会否殃及锂电？
AI泡沫的核心在于资本回报的不确定性。
在资本市场，风险的定价不仅关乎“能否”盈利，更关乎“何时”盈利。
当前AI基础设施的投入，是一种重资产、长周期的投资模式，其资本在当下被消耗，而可观的收入和利润却在遥远的未来。这种滞后或错配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融风险敞口。
市场已经出现的警告信号包括，估值过高、投机性交易（如供应商融资）盛行、以及大型科技公司自由现金流增长放缓等。
也有报告已经显示，AI领域的巨额投资（两年内超过5600亿美元）与短期内产生的收入（约350亿美元）之间存在巨大差距，AI商业模式盈利路径或存在根本性质疑。
科技巨头们依赖高估值和低成本债务来为这场竞赛融资，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豪赌：
赌在它们的现金流（或债务承受能力）耗尽之前，能够找到规模化的盈利模式。但这种模式是脆弱的。
它高度依赖市场对“未来故事”的持续信心。
一旦投资者对AI的回报周期失去耐心——例如，如果企业客户采用AI服务的速度慢于预期，或者AI的运营成本（如能耗）侵蚀了其潜在利润，又或者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或者高利率环境持续更久——资本市场的情绪就可能发生逆转。
又如最新的市场信号，黄金价格的暴跌，正是这种系统性脆弱的深刻注脚。
传统上，对AI泡沫的担忧和全球贸易摩擦的加剧，共同削弱法定货币的信用，促使资本涌入黄金寻求避险。
最新的黄金价格的暴跌却打破了这一避险逻辑，反映出市场不确定性加剧：当传统的避险资产本身也开始失效时，“无处可避”的市场情绪正是金融脆弱性的极端体现。
以上若导致支撑狂欢的（如标普500中那41家）AI相关企业的股价开始动摇，它们通过股权或债务进行再融资的能力将立即受阻。
这将引发一个直接的后果：为了维持财务健康，科技巨头们最先削减的，将是那些回报周期最长的项目，即未来的AIDC建设计划和电网升级预算。
到这里，上一章中那些看似坚实的量化预测，突然变得不再刚性。它实际上是一个“或有需求”，牢牢地与AI的金融叙事能否持续下去相绑定。
当AI泡沫开始出现裂痕，是否会通过AIDC储能需求的突然“停滞”或“取消”，反噬本已因EV渗透率放缓而承压的锂电产业？
锂电出口管制，恰好发生在这个微妙的节点上。它铺垫了高性能电池及相关材料、设备的供应不确定性，客观上可能推高AI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本已脆弱的AICapex热潮，又增加了一层来自实体供应链的压力。
多重困境下的全球角力
与此同时，面对地缘政治收紧和AI泡沫的宏观风险，一个旧的假设正在失效：复杂的高度相互依存，本会迫使供应链上的国家共同合作。
现实是，全球主要参与者正陷入各自的多重困境，并进行着一场关于“供应链安全与成本效率的精密再平衡。
去风险化=去中国化？
以“美股科技BIG7”为代表的大型全球公司，正在加速执行供应链的地缘风险重组。
微软与亚马逊云的行动尤为激进。
据报道，两家公司正计划在2026年前，将其主要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游戏机及数据中心服务器）的核心零组件供应链彻底移出中国。
此举标志着“去中国化”进入了新阶段：从过去的整机组装环节，深入到了更上游的零部件与原材料层面。
其中，微软已要求供应商为Surface笔电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准备“完全在中国境外生产”的方案，目标是BOM中80%以上来自非中国地区。
苹果公司的新品生产策略也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过去，苹果通常先在中国生产新设备，成熟后再考虑向其他国家扩产。
但其正准备与比亚迪合作，在越南组装包括Home Hub Display在内的新一代智能家居硬件。目前，苹果已在越南生产iPad、AirPods、AppleWatch、Mac与HomePod等产品。
谷歌则在大幅扩张其在泰国的服务器产能，一家代工厂商已为其在当地新建四座厂房。
这场迁移并非出于成本考量，而更多是风险对冲，反映出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企业必须纳入财务考量的核心变量。
其代价是高昂的：转移组装不难，难的是零部件层级的转移。品质验证、认证周期、运输链重建，都将吞噬未来数年的投资回报。
安全意识觉醒，还是碎片化贸易开启？
欧洲的处境尤为微妙，它正从全球最开放的贸易区域之一，转变为一个日益关注自身“经济安全”的经济体。
近期荷兰政府接管中资企业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的新闻沸沸扬扬。
安世半导体是上一个十年中资对西方关键技术进行大规模战略收购的代表，也是第一个被西方政府完全“收回”的案例。
此举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确保其供应链能够继续向美国出货。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它可能导致未来跨国并购谈判中，国际买家因担心被迫撤资或被扣押，而要求巨额的风险折扣。
行动清晰地反映了欧洲的核心焦虑：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欧洲必须确保自身关键供应链与市场的安全。
而相关风险已经在新能源产业链中埋下铺垫。Stellantis集团原计划在波兰工厂组装零跑T03车型，但于2024年4月意外宣布停止该计划。
媒体猜测这直指地缘政治因素——波兰在欧盟汽车反补贴税投票中投了“支持票”。随后，零跑国际将生产基地转向了在投票中保持中立的西班牙。
以上均是裂痕产生的直接证据：欧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开放市场，企业在欧洲的投资选址，已从单纯的经济考量，扩展到了对成员国各自政治立场的“微观研判”。
斗则伤，投资流向的偏离
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是投资流向的改变。
根据fDiMarkets的数据，2024年欧洲新宣布的中国电动汽车项目价值已经急剧下降。
匈牙利曾是中国汽车在欧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但其宣布的项目总数从2023年的15个下降到2024年的7个。
投资流向了东南亚。中国在汽车、电池行业的投资正转向增长更快的市场，并利用当地（如印尼、泰国）现有的制造和电池工厂基础设施。
而有报告进一步指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对欧盟其他行业的投资能弥补汽车领域的缺口。
面对全球市场的去风险化浪潮，中国企业的反向对冲策略因此出现分化：一方面，在欧洲（如匈牙利）已落地的产能，其价值因“海外产能稀缺性”而上升；
另一方面，新的增量投资则更青睐政治阻力更小、增长更快的东南亚。
而东南亚也并非“安全港”。它夹在大国之间，既是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据点，也可能随时面临新的关税制裁。
新能源、AI科技与全球贸易的缠绕
若要回顾中美甚至全球市场贸易摩擦的初始，或许在于能源转型进度不一所带来的话语权转变，直击大国竞争的核心。
美国当届政府望强化其最大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地位，而中国正扩展作为未来新能源技术全球制造国和出口国的实力。
锂电池供应链，正是中国新能源实力的集中体现，而出口管制，则是这场竞争进入深水区的明确信号。
因此能源与科技、贸易的力量正前所未有地纠缠在一起。
科技的狂飙突进（AI的物理化），为能源（锂电储能）创造了全新的、看似刚性的需求。
而贸易的碎片化（地缘政治冲突与去风险化），又反过来威胁着满足这一需求所需的能源供应链（锂、石墨、设备）。
纠缠的直接后果，是三种不同周期的错配：
首先，是AI的金融周期。它以资本市场的情绪为准，要求资本开支及时迅速落地，以维持高估值叙事。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冲击周期。它以出口管制、反补贴调查为节点，短促、高频且不可预测。
最后，是实体产业的物理周期。它以矿山勘探、精炼厂和新材料认证为标志，周期长达3到10年，天然违背金融市场对速度的要求。
以上共同构成了当前全球市场的最大风险敞口。
AI泡沫等会否殃及锂电？
至此已有了更清晰的答案：两者已不再是两个平行的产业，而是被资本开支和关键材料牢牢捆绑的命运共同体。
泡沫的破裂或供应链的断裂，任何一方的“硬着陆”都将无可避免地传导给另一方。
在这场由技术对速度的渴求与社会对秩序的重塑所共同编织的复杂图景中，能源（锂电供应链）正成为承压的核心。
能够穿越多重周期、同时驾驭金融时间的迅捷与物理时间的迟滞，并化解其间复杂风险的企业，才能进入下一个十年的工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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